1979年，王安娜在毛主席住過的延安窯洞前。
在波瀾壯闊的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中，有一位德國女性格外引人注目。她是周恩來信任的外聯助手，是宋慶齡親密的英文秘書，更是八路軍物資運輸的關鍵人物。她叫安娜利澤·施瓦茨，卻有一個響亮的中文名字——王安娜。
近日，《環(huán)球人物》記者專程前往德國漢堡西郊，在一棟建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紅墻黑瓦的小樓里見到了王安娜的兒子王黎明。午后的陽光灑落在庭院里，89歲的王黎明坐在母親的老照片前，向記者講述那段跨越國界的崢嶸歲月。以下為王黎明的自述。
從來不說NO
20世紀30年代，納粹勢力在德國崛起。正在讀大學的母親敏銳地察覺到法西斯的邪惡本質，多次公開發(fā)表對納粹政權的不滿，因而兩次被蓋世太保逮捕。為完成學業(yè)，她先后輾轉4所大學，最終在奧地利格拉茨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不過，她并未止步于學術的象牙塔，而是選擇以實際行動對抗法西斯暴政。
求學期間，母親遇到了來自中國的革命青年王炳南。兩人因共同的反法西斯信念走到了一起，并回到中國參加抗日斗爭。
我父親是陜西人，我爺爺跟楊虎城家是世交。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父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回西安做楊虎城的工作。母親毅然隨行。當時的西安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內陸城市，可母親一點也不嬌氣，迅速融入當地生活，還學會了陜西方言。后來，她去重慶待久了，又學會了四川方言，所以講起漢語來非常有趣和地道。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后，母親跟著父親轉移到上海，投身中國紅十字會和救國會的難民救助工作。她金發(fā)碧眼的外貌非但不是障礙，反而成了開展工作的特殊優(yōu)勢。
1938年，周恩來委托她完成一項重要任務：穿越日軍封鎖，將滯留在香港的國際醫(yī)療物資經越南海防港轉運至內地。母親開始奔走于上海、香港和越南海防港，積極與各方協調。面對故意刁難的海關人員，她總能輕松應對。她還發(fā)現海關負責人來自德法兩國交界處，能講德語，很快就與這群“老鄉(xiāng)”熟絡起來，順利將物資轉送到抗戰(zhàn)一線。此后，母親又多次幫助八路軍運輸醫(yī)療設備等急需物資。
母親還曾完成宋慶齡交給她的一項特殊任務：到晉察冀根據地了解當地醫(yī)療情況。此行路途非常危險，環(huán)境更是惡劣，母親身上長了虱子，卻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到達晉察冀根據地后，母親見到了白求恩大夫，實地考察了當地的醫(yī)療衛(wèi)生狀況，回到重慶后向宋慶齡作了詳細匯報。
無論在哪里，母親從不嫌臟，更不怕累，對共產黨交辦的工作從來不說NO，總是想方設法去完成。因為她到過中國的許多地方，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認為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的未來，中國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有前途。
讓特務羞愧離去
我父親擔任過周恩來的助手，母親則承擔了大量外聯工作。她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外國人身份，周旋于國際人士之間，為中國共產黨爭取國際支持。
1941年春，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和夫人瑪莎造訪中國。一天，瑪莎在重慶菜市場偶遇一個高個子女士，對方低聲問她是否愿意見見周恩來。這個接頭人就是我母親。4月14日，在海明威夫婦離開中國的前一天，母親帶著他們穿過一條又一條曲折的小巷，甩開追蹤，來到一間地下室，見到了周恩來。這次會面讓海明威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產生深刻認同，并在回美國后積極宣傳。
而這只是母親眾多外聯工作的一個小插曲，她還設法促成了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與中共代表的秘密會面。我母親一直保留著與葉劍英、尼赫魯的合照。
此外，母親還利用自己的外語優(yōu)勢積極開展統一戰(zhàn)線工作。在重慶，她加入宣傳委員會，定期舉行記者會，向駐重慶的英美等國外交機構和國際人士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她也會采訪在中國的知名外國人，講述他們親眼所見的中國軍隊，撰寫出版了《外國人眼里的中國士兵》一書，還出版了英文版，成為宣傳委員會對外宣傳的重要材料。
其實，在重慶的那段日子里，母親是國民黨的重點盯梢對象。她每次外出工作，總會被特務跟蹤。性格直爽的母親會直接質問那些人，為何從事這種卑鄙勾當。面對義正辭嚴的母親，有些特務會羞愧離去。
我現在經常回想起重慶歲月。記得抗戰(zhàn)勝利那天，八路軍辦事處所在地紅巖村熱鬧非凡，我在那里學會了第一首紅歌——《擁軍秧歌》，現在都會唱：“正月里來是新春，趕上了豬羊出呀了門，豬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給那英勇的八路軍……”
“親愛的安娜”
1955年，48歲的母親回到德國生活。臨行前，周恩來說：“安娜，無論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你為中國人民做的這些事情，我們都不會忘記。”
母親在德國的辦公桌上，始終擺放著周恩來和宋慶齡的照片。1938年，她與宋慶齡相識，4年后加入保衛(wèi)中國同盟，成為宋慶齡的英文秘書。自此，二人書信往來不斷，直到1981年宋慶齡逝世。因宋慶齡為人低調，母親從未向外界披露她們所從事的工作，我也知之甚少。直到母親去世，我整理遺物時才發(fā)現她與宋慶齡的近300封書信，信的內容主要用英文書寫，個別地方用了中文。
在第一封信中，宋慶齡稱呼母親為“親愛的王小姐”，幾周后的第二封信就變成了“親愛的安娜”，這個親密的稱呼一直延續(xù)到最后一封信。有封信讓我印象深刻，宋慶齡在信中寫道，“我們終于可以自由呼吸了”。第二天，上海就解放了。
1945年9月8日，王安娜（左）陪同宋慶齡進入重慶桂園。
這些信件既是母親和宋慶齡深情厚誼的歷史見證，也生動地反映了20世紀中后期發(fā)生在中國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活動。去年，我將它們捐獻給中國中央檔案館，因為宋慶齡是中國人，所以它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
于母親而言，中國是她精神上的故鄉(xiāng)。回德國后，她將自己在中國的經歷整理成回憶錄《嫁給革命的中國》（早期譯名為《中國——我的第二故鄉(xiāng)》），并奔赴德國各地及奧地利、瑞士等國演講，影響了許多人對中國的認知。
當地時間2025年8月16日，王黎明在德國接受《環(huán)球人物》記者采訪。（劉仲華/攝）
我出生于1936年。童年時期，我未能經常與父母見面，當時覺得他們對我關心太少。但隨著年齡增長，我逐漸理解了他們。在重慶，我親眼看到日軍炸彈炸塌防空洞，死難者眾多，非常悲慘。父母為我取名“黎明”，這正是他們的希望，所以他們始終全心全意投身中國革命。
1989年母親去世后，我和家人繼續(xù)著母親未竟的事業(yè)。我的女兒正在積極學習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人民抗戰(zhàn)史。為搭建好德中友好橋梁，我們矢志不渝。
采訪結束后，王黎明合上厚厚的信夾，收起思緒，送別《環(huán)球人物》記者。那些珍貴的書信、照片和記憶與遙遠東方檔案館里精心保存的信件交相輝映，共同守護著中國人民永不忘懷的歷史——在中國最艱難的歲月里，一位德國女子選擇了與中國人民并肩作戰(zhàn)。
責任編輯：邱小宸安娜利澤·施瓦茨,王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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